《零工经济背景下工作与职业的新常态》专题征稿函

组织的存在使得个体不单是“社会人”，还是“组织人”。在完善的组织制度下，个体通过劳动和忠诚度换取经济报酬和工作保障。但同时，组织也给个体戴上了“枷锁”，如时间、空间上的限制。出于对更高经济回报的追求，或是想逃离组织获取自由，亦或是对自我意义的寻求，个体开始在组织外开展第二职业，甚至离开组织独立工作，从“组织人”变成了“一人公司”（one person company）。互联网和移动技术高速发展更是为这一趋势推波助澜，零工经济（gig economy）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开始兴起（Meijerink & Keegan, 2019; Stewart & Stanford, 2017; 郑祁, 杨伟国, 2019）。

零工工作包括兼职（part-time）、副业（side-hustle）、临时工（temporary）、合同工（contract-based）、自由职业者（freelancer）等多种形式。作为一个经济生态系统，零工经济可以被视为由中介平台、零工劳动者和服务请求者组成；三方通过平台化零工工作的请求、管理和执行实现价值共创（Meijerink & Keegan, 2019; Stewart & Stanford, 2017）。国内外众多知识共享和劳动服务平台的蓬勃发展（如猪八戒、滴滴出行、UpWork、Amazon Mechanical Turk等），表明零工经济的日趋繁荣。世界经济论坛执行委员会成员萨阿迪亚·扎赫迪对120多个国家进行调研，发现全球有13%的劳动力从事零工。Staffing Industry Analysts发布的《美国零工经济报告》显示，2018年美国零工经济用工达5300万人，营收总计1.3万亿美元。阿里研究院的报告也预测，到2036年，中国将有多达4亿零工经济下的自由职业者（郑祁, 杨伟国, 2019）。

零工经济下，劳动者不再固属于一个特定的组织或一个连续的、有边界的职业群体，而是利用自己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在不同的工作甚至职业之间来回切换（Ashford, Caza, & Reid, 2018; Ashforth, Kreiner, & Fugate, 2000; Campion, Caza, & Moss, 2020）。劳动者似乎获得了空前的自主性和灵活性，但这也伴随着财务不稳定、工作不安全、工作短暂性、职业道路不清晰、物理分离带来的孤独感等挑战（Ashford et al., 2018; Wood, Graham, Lehdonvirta, & Hjorth, 2019）。而组织支持的相对缺乏，使劳动者需要更多地践行自我管理，以应对这些挑战（Petriglieri, Ashford, & Wrzesniewski, 2019）。劳动者需要有更好的适应性、更灵活的认知能力、更好的情绪管理能力，以及更强的主动性，学会构建自身的关系网络，打造个人“品牌”，成为“U盘型人才”。此外，零工经济下组织的内部结构对个体的影响变得微小，而个体如何看待工作以及对个人兴趣爱好的追求变得更为重要。在此背景下，工作特征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工作任务需要更加明确的指示和流程，个体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机会变得更加宝贵，虚拟社群网络成为个体获得社会支持的重要来源，劳动者对工作环境有了更多的控制权（Schroeder, Bricka, & Whitaker, 2021）。

综上分析，无论是对组织还是个体，零工经济都改变了传统的工作内容和方式以及个体的职业发展路径。考虑到相关理论和研究还十分匮乏甚至落后于实践，《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组织本次“零工经济背景下的工作与职业的新常态”专题论文征稿活动，诚挚邀请相关学科各领域学者对这一专题进行深入探讨。为便聚焦思考，以下呈现了相关议题。我们诚挚期望您在此基础上拓展更具理论与实践价值的研究议题。